玻璃表面彩绘的制作过程

高级官僚的实际收入超过体力劳动者4万倍。

该方案着眼于市场退出机制改革整体，重点聚焦于破产法律制度的完善，为下一步破产法体系的升级和改造指明新方向，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但作为学者，我更关注的还是法律体系是否统一和周延。

个人破产制度的落地，颇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感。鉴于上述，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避开美国破产法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而2019年1月20日，深圳市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举行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亦将《关于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议案》予以立案。但这却是债权人的噩梦。我们知道，美国独立之前，是由早晚不一的13个殖民地构成。

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在大部分领域允许制度的试点，试点成熟再大面积推行，是事关改革成败的不二法门。但部分媒体报道时，径直将这一信息变成个人破产制度有可能将在部分地方启动试点，甚至加上知情人士独家获悉等匿名信息源。可证实性原则是强调所有科学命题都要与人们的经验发生关联，通过经验得到证实。

从《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对话》看，宪法解释学除了更加杂糅之外，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与规范宪法学没有多大区别也就不奇怪了。人权有历史性和民族性，但美国将人权标准包装成普世人权，利用人权标准干预他国内政。如果一个理论符合逻辑，但是不符合事实，这时就应该放弃这个理论，而不是让事实去符合这个理论。近代西方则是另一个传统，也就是知识论的传统，强调认知。

代议制的议会实际上就是贵族或者寡头俱乐部。从其规范选择与解释实践来看，也可以归入自由规范主义的行列。

[24] 张明樹：《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在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的总结揭示了这个常识性的道理：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65]从法理上看，法律解释学和规范法学都应该是以本国法律文本为本，法律解释学偏重于法律规范的司法适用，规范法学偏重于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结构。5.2 宪法的目的与宪法学的使命 宪法是国家法，宪法学是国家法学。

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涉及价值观的学问必须将学说背后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明确地揭示出来，将这些明确地展示给学生，而不是隐藏价值观，隐藏政治立场，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或者政治无涉欺骗年轻学生。任何社会都是不完美的，以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做标准批判社会很容易。经过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试错探索，习近平时代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7] 3.4 社会科学学者能否价值无涉？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提出了价值无涉理论。

毛泽东的明确观点是孔学名高实秕糠和百代都行秦政法，如果说两千多年是礼法并治的话，实际上是法家高于儒家，法重于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儒表法里，法家第一、儒家第二。所有赞同社会主义的正直学者一方面要揭示资本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学理和揭露伪善学者的面目，更重要的应该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参照，接着马克思建构学理深厚的社会主义理论。

目标是否相同是制度能否借鉴最重要的因素，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不同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然而，所有公民或者组织并非能力相同，而是有强有弱，如果不防止公民或组织中的强者欺负弱者，这样的政治只能实现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的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

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生动表达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政治是最强者（共产党）与弱者（工农）联合，共产党领导底层人民节制资本和权贵，称为党导民主制。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这样，遍得天下之贤士，则治世可期，盛世可成。人们对社会的言说有三个层次：对社会现实的实证，对法律规范的实证，对法律规范的规范评价。

[49]实际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中国学者们从以前摇头晃脑的子曰诗云转变为现在摇头摆尾的欧曰美云。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有些制度是为了解决发展后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是发展中的问题。在欧洲反对王权和封建贵族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了同盟军，革命的对象是国王和世袭封建贵族。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显然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也不是让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因为那样又会继续革命。[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55]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30]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深受二值逻辑思维影响，现实社会是超越二值逻辑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袁世凯称帝的彻底失败和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政党）的失败都证明中国不可能再接续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平民的政治，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必然是民主政治，而不可能是专制政治和少数人的统治，无论是封建专制政治还是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首先创立了天人合一模式，论证了君权天授的合法性，皇帝作为天子是世俗世界最大的，天子听命于天，同时也需要约束自己顺应民意，毕竟皇帝希望世世代代做皇帝，而非一锤子买卖。

[65] 韩大元：《略论社会主义宪政的正当性》，载于《法学》2011年第12期。以密集栽种的两颗树为例。

社会科学理论不仅仅用于解释和预测，而且常常成为建立社会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既要节制资本主义也要节制官僚主义。

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权与资本主义人权的内涵不同，社会主义偏重积极自由权利（社会平等），资本主义偏重消极自由权利（个人自由），用资本主义人权做标准评判社会主义人权没有正当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通过法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里的基本权利既包含消极自由权利也包括积极自由权利，即共同自由：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共同自由是一种平等的自由。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制度是规范性的，与人的目标密切相关。当然，由于客观原因很多教师可能还做不到，但老师需要朝向这个目标前进，而非反其道而行之。[39]满足现代君主条件的不是竞争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作为领导党的列宁式共产党。

简言之，科学是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25]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张明樹先生调查的客观性和总结的准确性，但这种怀疑应该是通过更加全面细致客观的调查问卷和科学的构建模型，而不是仅仅读几本西方书或者想当然的意气评判。

三主体模型对强弱序列进行了更精确的描述，比二主体模型更符合现实。道统实际上是封建贵族政治，评判的对象是君主政治，儒家通过区分政统和道统为知识贵族赢得政治地位。

培根在《新工具》中的第一条箴言是：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的、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么多，也仅仅那样多。一个国家之内，通常情况下政府是垄断暴力的最强者，当地方势力或者经济组织比政府更强大，政权就有可能被瓦解或被颠覆。